|
新沂農村商業(yè)銀行黨史天天讀 | “洋包子”與“土包子”打成一片
“青年！中國青年！延安吃的小米飯，延安穿的麻草鞋，為什么你愛延安？”
“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，也不怕路遇‘九妖十八怪’，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，不能到前方抗戰(zhàn)，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經(jīng)典，不能變成最革命的青年。”
詩人柯仲平的《延安與中國青年》，用詩的語言講述了成千上萬的青年知識分子“朝圣”延安的時代潮流和心路歷程。
“來則歡迎，去則歡送，再來再歡迎”
作曲家冼星海到延安時的心理是：“我就抱著試探的心，啟程北行。我想如果不合意時再出來。”
對于來延安的知識分子，中共中央定下“來去自由”的政策：“來則歡迎，去則歡送，再來再歡迎”。也有不適應延安生活的同志，不久又離開了，何穆與陳學昭夫婦就是一個例子。
1938年8月，何穆和陳學昭夫婦來到延安。何穆是著名的肺結核病專家，分配到邊區(qū)醫(yī)院任肺科主任；陳學昭留學法國并獲文學博士學位，是著名作家，她被安排到邊區(qū)文藝界抗敵后援會。兩個人到延安后，工作積極性很高，竭力把自己的一技之長貢獻給革命事業(yè)?？墒侨兆右婚L，矛盾出現(xiàn)了。何穆是科班出身，工作認真，認為延安醫(yī)療界一些人有游擊習氣，他提出的正規(guī)化醫(yī)院建設的建議，因為戰(zhàn)爭環(huán)境、敵人封鎖而沒有被采納，他一時覺得工作被掣肘，不能發(fā)揮個人的作用，萌生了重回國統(tǒng)區(qū)的念頭；陳學昭也因為生活上的不適，愿意跟丈夫一起離開延安。離開延安前，李富春代表中央為何穆夫婦送行，他叮囑何穆，回到重慶后，有困難就與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聯(lián)系，并鄭重表示，若愿意回來，一如既往地熱烈歡迎。何穆夫婦于1939年1月離開了延安，回到重慶開了一家私人診所，面對昂貴的物價、特務的盯梢、黑社會的勒索，日子過得艱難，以致他們的男孩患病后因經(jīng)濟拮據(jù)不能及時治療而夭折。他們想：連一個醫(yī)生的孩子都因為無錢醫(yī)治而死，這樣的社會有什么可取之處？經(jīng)過重慶與延安的反復對比，何穆夫婦于1940年12月重返延安，兩個人都在1945年入黨。
1938年3月，蕭軍到達延安。毛澤東想見見這位聞名遐邇的魯迅弟子，派秘書和培元前去問候，和培元熱情地為蕭軍安排時間與毛澤東見面。蕭軍一點不領情：“我打算去五臺山打游擊，到延安路過，住不了幾天，毛主席公務很忙，我就不去打擾了！”毛澤東毫不見怪，親自上門拜訪。蕭軍1940年第二次到延安后，是毛澤東的座上賓。蕭軍在工作中與一些作家產生矛盾，對延安的一些現(xiàn)象也看不慣，他性格熾烈，一次與人吵架時竟然拿出了刀子，還幾次提出離開延安。毛澤東多次與蕭軍談心，還寫信直率地表達自己的觀點：“我因過去同你少接觸，缺乏了解，有些意見想同你說，又怕交淺言深，無益于你，反引起隔閡，故沒有即說。延安有無數(shù)的壞現(xiàn)象，你對我說的，都值得注意，都應改正，但我勸你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，不要絕對地看問題，要有耐心，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。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，方有出路，方能‘安心立命’。否則天天不安心，痛苦甚大。你是極坦白豪爽的人，我覺得同你談得來，故提議如上，如得你同意，愿同你再談一回。”蕭軍在延安感受到共產黨人對黨外文化人的真誠與包容，不再嚷嚷著離開延安。
大量吸收知識分子
青年知識分子來到陜甘寧邊區(qū)，畢竟是來到一個全新的環(huán)境，這里有著與國統(tǒng)區(qū)截然不同的世界觀。許多剛到的知識分子面臨著不適應、與軍民融合不到一起的問題。同時，中共黨內軍內的一些同志還對知識分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，有的瞧不起知識分子，有的不信任知識分子，有的不愿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。
毛澤東在《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》中批評一些同志輕視知識分子的思想，對如何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出明確要求：“一切戰(zhàn)區(qū)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，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，加入我們的學校，加入政府工作，并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。”“切實鼓勵工農干部加緊學習，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，使工農的知識分子化和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，同時實現(xiàn)起來。”這些要求，體現(xiàn)了把知識分子納入黨的體制、改善黨的結構的戰(zhàn)略思考。
“我們還要有文化的軍隊，這是團結自己、戰(zhàn)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。”毛澤東發(fā)動的延安整風以及下功夫召開的延安文藝座談會，是“工農的知識分子化”“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”以及打造一支“有文化的軍隊”的重大舉措。
嶄新的世界觀方法論
中央出版局翻譯和出版了大批馬列著作，中宣部編印的《整風文獻》規(guī)定了22個必讀文件，引導青年知識分子掌握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。在魯藝教書的詩人卞之琳說：“跑來延安的四方青年，對于新知識也如饑似渴，不限于在抗大、陜公等院校學習的，大家都經(jīng)常人手一冊科學社會主義經(jīng)典著作《實踐論》《矛盾論》《論持久戰(zhàn)》《論新階段》等，我自己當時未及而立之年，在這種讀書浪潮里泡了一陣，也初窺了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門徑，使我日后在自我檢驗所作所為和明辨周圍事態(tài)是非真?zhèn)萎斨校旧夏軋猿终胬?，修正錯誤，一生受用不盡。”
唯物辯證法、為人民服務、實事求是、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、獨立自主、理論聯(lián)系實際、工農兵等詞匯攜帶著嶄新的世界觀方法論進入知識青年的頭腦。
魯藝實驗劇團演員孫錚是“宰相府走出的大小姐”，1943年7月輾轉來到延安。在學習討論會上，孫錚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一種叫“批評與自我批評”的事情，這使她感到十分新奇。孫錚的父親孫澤余科舉及第，官至漢中道尹，正四品；叔父孫澤公出任馮國璋政府教育次長，陸軍中將；姐夫張先舉是雍正王朝軍機大臣張廷玉之后。在孫錚的記憶中，孫氏大家族的人從來都是背后講別人的壞話，從來不曾有過自己反省的時候。面對批評和自我批評，她感受到一股蕩滌靈魂的清風。她毅然拒絕了家庭提供資金讓她出國留學的機會。她說：“大家庭有什么留戀的，連批評自我批評都沒有！我不能要這些金銀財寶，我要堅決走抗日的路！”詞語就這樣攜帶著方法論進入一個人的頭腦，掀起頭腦風暴，改變了一個人的世界觀。
一面整風學習，一面生產勞動，教育與生產相結合，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，改變了一些知識分子“多空文而少實用”的空談習氣，他們對勞動和勞動人民的感情也加深了。畫家張汀說：“整風以后，都覺悟到在窯洞里表現(xiàn)工農是不行了……現(xiàn)在需要真正面向工農兵了，和實際生活結合——下鄉(xiāng)去。”作家吳伯簫離開延安時說：“從延安出來，人們第一個記得‘為人民服務’。”
同時，工農兵從知識分子身上學到了文化知識與科學精神。在延安，知識分子上衣口袋里插支鋼筆的習慣在機關和部隊逐漸流行開來。延安不生產筆，所有的筆都是帶進來的。海倫·斯諾在《延安采訪錄》中說：“人們把老掉牙的鋼筆插在衣袋里，只要能弄到手，即使他們不會寫字，也要把鋼筆插起來，這是他們視為現(xiàn)代文明的標志。”上衣口袋里插支鋼筆的樣子，從延安知識分子那里時興，后來流行到工農兵當中，流行全國。
|
